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靠“抄袭”中国书画,这家日本出版社做到了“世界第一”

2019-12-25 10:58:42 来源:北国网

  题图来自:视觉中国

  二玄社既传承文化,又实现了商业价值,于情怀与利益之间形成良性循环,可谓名利双收。

  今年6月17日,有一位重量级人物在东京逝世,他的离开,是中日两国出版界的重大损失。

  他就是株式会社二玄社创始人、会长——渡边隆男。

  也许很多人对这个名字感到陌生,但是,在美术出版界,说起他创立的二玄社,几乎无人不知,无人不晓。

  这家日本出版社,靠“抄袭”中国书画,做成了“世界第一”。

  1. 二玄社复制品,“下真迹一等”

  此“抄袭”非彼“抄袭”,指的是“复制”,你也可以理解为“复印”。

  复印看似简单,但要想把年代久远的古书画复印好,确是难事。成立于1953年的日本二玄社,就是顶尖高手。

  从上世纪70年代起,日本二玄社开始与台北故宫合作,耗时30年,耗资1.5亿元,对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、世所罕见的大帧唐宋元书画进行复制,其还原能力之精微,制作水平之高超,让人叹服。

  (二玄社复制品的墨痕、印色变化,高度还原真迹)

  书画家启功先生看后,大发感慨,给予“下真迹一等”的美誉,也是启功先生在世时给予的高度评价。

  “下真迹一等”出自王羲之所书“兰亭序”,唐代帝王在皇家秘藏真迹前,命书法大家欧阳询、褚遂良等以响搨的方法在透光之处以白纸重叠,用毛笔仔细描摹,成品与真迹无丝毫差别,谓之“下真迹一等”。

  二玄社的复制品,既逼真再现了中国书画独有的用笔特性和微妙的墨色韵味,又保留了原作中的“气韵”和“神气”。

  二玄社曾复制了一幅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王羲之书法《快雪时晴帖》,全幅从用纸、墨色、装裱甚至到原作中的破损处全部如原仿制。

  (二玄社1980年复制的王羲之的《快雪时晴帖》)

  当复制好的王羲之的《快雪时晴帖》出现在蒋复璁院长(前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)面前时,他凝视良久,最后大声说:

  这是从本院藏库中提来的真迹,还用得着再看吗?我要看的是二玄社的复制品!

  专家都难辨真假,二玄社功力之强,可见一斑。

  更厉害的是,二玄社还有效地修复了真迹的残破之处。某种意义上,二玄社复制品比原作具有更高的清晰度和观赏性。

  历经30年的沉淀与钻研,二玄社共计复制了400多件中国古代书画。如今我们在博物馆看到的古代书画作品,很可能就是二玄社出品的复制品。

  这些复制品极大地影响了一代学习书画的人,同时也为鉴藏家、学者、研习书画之人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范本。

  (二玄社1981年复制的黄公望的《富春山居图》(手卷))

  中国工艺大师、著名山水画家萧海春说:

  这是我见到的最好的复制品,我要学生们尽量看,尽量买,这比看什么书都有用。

  1985年,二玄社复制的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系列书画56件作品送到北京故宫展览,引发轰动。国内无数书画名家、鉴赏家前往观看,除了称奇二玄社的高超技术外,更是感慨有生之年还能“看到”这些神品字画。

  也正是二玄社开启的这一宏伟“复制”工程,才得以让那些常年深藏在深宫禁苑内的珍宝,能够化身千万,让人们在有生之年,一睹“真迹”的风采。

  二玄社是如何走上复制之路,又凭什么做到“世界第一”?

  2. 极致精神,成就“世界第一”

  这还要从渡边隆男与《溪山行旅图》的一次邂逅说起。

  早在1953年,渡边隆男就创办了二玄社。其时,二玄社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书法类图书的出版社。

  (二玄社创始人渡边隆男)

  1968年,渡边隆男因缘际会,在一次展览中看到了北宋范宽的名画《溪山行旅图》。这幅画气势磅礴、笔墨深厚,现场亲眼所见的真迹与画册的印刷品完全不同。

  (北宋范宽的名画《溪山行旅图》)

  当他听说这样的真迹要每隔60年才能公开展出一次后,便下定决心要使用当今先进的印刷技术对这些真迹进行复制,希望可以让这些名画得到广泛的流传。

  正是这次邂逅,让二玄社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,正式开启对中国书画名作的复制事业。

  说起复制古书画这件事,其难度指数可谓“难于上青天”,门槛非常高。二玄社的厉害之处,就在于成功攻克了三大难题:

  第一,成功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达成合作,获得国之重宝的复制权限。第二,技术水平高超,从配色到机器设备上的问题,通过反复试验和钻研,都一一得以解决。第三,拥有极致的工匠精神,二玄社不计工本深耕复制工艺几十年,不断尝试和革新,才有了今天的复制水准。

  有人开玩笑说,二玄社的出版物优缺点都很明显,优点是它的制作印刷工艺精良,而它最大的缺点就是价格太贵。

  以1981年二玄社出版的赵孟《闲居赋》为例,市场价为5600元。

  (1981年二玄社复制品《闲居赋》售价)

  但是,事实证明,它的贵是有道理的。

  那些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馆的古代书画,距今已有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历史,字画原作的色彩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,再现的难度极大,寻常的复制技术几乎不可能胜任。

  每复制一部作品,二玄社的工作人员都要经过无数次的对比调色,出样后再拿到台北故宫反复与原作比对,进行校色和修改,这样繁复的过程,一般要耗时一两年之久。

  此外,古代书画大多灰暗皮损,并且在展出时有玻璃的层层阻隔,令观者难免有隔靴搔痒之感。

  为了让观者能够近距离欣赏,同时也解决文物保护的难题,二玄社以当时最先进、性能最优秀的胶印机器材进行研究开发,组织专家们历经二十多年的试验,特地研制了一台超大全自动照相机。

  这台照相机长五米,高、宽各两米,重达三吨,之所以能够逼真地还原真迹,就在于用该相机实现了同比例摄影、电脑制版和八至十二色的高精度印刷技术。

  (二玄社工作人员正在使用那台超大全自动照相机)

  在拍摄过程中,不能长时间用灯光照明,而需用数万分之一的特效装置。有的作品不能用1:1比例拍摄,还要将它们分成几个等分,再将底片进行拼接。

  在复制过程中,最耗费心血的就是印刷材料的研制,一般要经过两三年的不断实验,经过反复失败和改进后,才可能成功。

  (80年代,二玄社工作人员正在校对复制品)

  例如,在选择印刷材料上,为了让其产生柔软的触感,二玄社选择以某种西洋纸和非洲进口的特殊原料混合。为了提高印刷时材料的伸缩安定性,二玄社历经无数次的反复实验,才得以开发出与原迹极为相似的印刷素材。

  此外,二玄社为了忠实于原作,不仅在材质上力求与古画高度匹配,甚至连装裱所用的绫子、花纹、题签都与原作高度一致。

  正是这样的极致精神,做到了“世界第一”。

  由于复制品太过逼真,还因此出现过一次误会,当时二玄社的渡边隆男,就因携带复制品被海关以“走私文物”为由扣留。

  这无疑彰显了二玄社高超的复制水平,其对原作气韵的再现令人震撼,很多专业人士和机构都收藏了二玄社的复制品。

  3. 中国的骄傲,还是遗憾?

  二玄社的“复制工程”具有划时代的意义,它不仅保存了历代名迹复制当年 (1980、1990年代)的面貌,而且,一百年之后,真迹趋向“老朽”,而复制品比真迹年轻,等于是有力地延续了古代书画的生命,并为后来的学者提供了宝贵的研究素材。

  这些制作精良的复制艺术品,流传于海内外,对中国艺术的推广也功不可没。

  二玄社既传承了文化,又实现了商业价值,于情怀与利益之间形成良性循环,可谓名利双收。

  中国的出版市场很庞大,有实力的大公司也很多,但是,能像二玄社一样,默默地在一个细分领域——复制中国古代书画,做到如此极致,并常年保持深耕的公司,能有几家呢?

  一家日本公司,靠复制中国书画做到了“世界第一”,这到底是中国的骄傲,还是中国的遗憾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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